如前所述，行政立法性解释具有与所解释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行政诉讼中这一类型的行政解释，法院必须将其当作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对待。
三、制度设问：合宪性审查需要怎样的宪法学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概要说明了中共十九大以来有关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与制度安排。《立法法》第五章对备案审查的制度和程序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并创新规定了五大类国家机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就可能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违法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而且设定了处理程序。
拉伦茨曾总结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准备的三方面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在此意义上，宪法教义学研究必须与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105]将符合经验科学学术标准的可靠论断纳入宪法秩序。[55]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专门说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汇报，内容是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权限问题，结论是：这次修法没有改变我国人民法院的性质、地位、职权、基本组织体系、基本活动准则等，修改的内容都是属于补充、完善、调整、优化性质的，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存在相抵触的情形。
合宪性审查新机制的建立，部分地为宪法教义学的开展排除了制度障碍。主动运用文义、体系、历史、目的解释方法对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进行解释和体系化研究的成果不多。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方案下，宪法起草中还研究过设立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违宪问题的两个方案：[11]一个是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相当，仅对全国人大负责。
在方法上，这要求宪法教义学必须保持知识上的开放性，向着诸多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汲取营养。合宪性审查经常需要对公权力机关的组织、权限、职责做出判断。[92]作为一门法律学，宪法教义学是具有明确的规范属性的。相应的，以宪法规范的解释和体系化建构为主要任务的宪法教义学就获得了更大的功能空间。
韩大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贡献》，《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36]韩大元教授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应当将宪法的规范性与社会现实性统一起来，承认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的冲突的合宪性，并不会损害宪法的权威。
但此议案并未被纳入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理由是，全国人大组织法已经规定了各专门委员会协助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问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不另设宪法委员会。这些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应如何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于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宪法学界有着持续不断的热情。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基础、制度模式与中国路径》，《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
就现有的体制、组织和程序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为前端与后端两个层次。面对一个可能到来的合宪性审查时代，宪法学界似不必有过度的能力焦虑。例如在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构成了宪法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宪法学几乎成为了对法院判决进行再建构的解释科学（Auslegungswissenschaft）[97]。在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先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从而为监察法立法提供有力宪法依据，[75]相对比较宏观。
[72] 参见梁鹰：《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与完善》，中国法治论坛，2018年5月8日，深圳。法治国家的建构，必然指向贯彻实施宪法，必然指向宪法学的教义化。
[90]宪法教义学与合宪性审查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因而必然在合宪性审查时代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结语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法教义学于其中有独特的地位。
[96] 关于合宪性审查主体的性质如何影响了审查模式的选择，可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56] 参见白斌：《刑法的困境与宪法的解答——规范宪法学视野中的许霆案》，《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三） 从基本权利教义学到国家机构教义学 过去若干年的宪法教义学研究，除了纯粹方法论研究外，其主要的论题载体是基本权利。[69] 参见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宪法教义学与部门法教义学走向相互融通，共同构筑整体法教义学[64]的学术方向已基本确立对于法律人共同体而言，新时代是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研究，已有学者做了比较充分的学术综述，[28]本文不再重复。[27]在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保障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等术语下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积累。
[100] 宪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功能还不限于此。[90]宪法教义学与合宪性审查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因而必然在合宪性审查时代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要让刑法规范的解释受到合宪性的控制，贯彻宪法上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笔者曾构想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穷尽救济等标准，[114]但相关的学理建构，似乎必须引入起诉要件等程序法原理才得深入。
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契机，宪法学更应当积极作为。若以更宏观的视角观察，非司法的审查在固有不足之外，似乎也有更具政治眼光更强的政策协调性的制度优点。1993年宪法修改时，又有代表建议在《宪法》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内容。
[49]此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莫纪宏：《论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在笔者看来，通过与程序法学者的合作，或许是推进此项研究的一个可能路径。这个工作规定的制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当中，[80]未来会对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运行起到重要的程序建构作用。
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而从消极的层面讲，宪法构成立法的框架秩序，在赋予立法者以政治形成自由的同时，如果立法逾越宪法给定的框架，宪法也要发挥消极控制的功能。
在这方面，宪法学研究已有经验积累，[103]例如物权法草案的争议和监察法的起草，近期的民法典编纂中，宪法学人也多有关注。（3）显明，也就是在法律草案的审议报告中应该明确就该草案中的合宪性问题做出说明，使得合宪性审查的结论成为审议报告的当然组成部分。作者简介：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机构的缺失成为宪法监督制度的先天不足，相关的完善意见也指向设立专门机构。
应该说这项研究极具前瞻性，对当下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制度破冰开启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
而2008年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又使得取向宪法司法化的宪法教义学努力也落空。（二）良性违宪 1982年《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表述，是对宪法的法律规范性、根本性和最高性的宣告。
他主张对改革中出现的宪法现象的处理方式应返回至宪法规范，遵循一种契合我国宪法法治观的规范主义做法，确切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45]在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中，既定的、实在的宪法规范始终处于轴心地位，但同时又保持宪法规范适度的开放性。尽管这一变动并未达到学界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的期待，但正如胡锦光教授所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名义上虽说是由法律委员会更名而来，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全国人大新设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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